“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实京师之藩屏。”

▲大同云冈石窟第二十窟露天大佛。

表里山河。山西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之美誉。而在晋北，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标志——长城、胡焕庸线分别大致以东西、南北方向穿越了大同所在的桑干河盆地。作为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核心区域，这里自古便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大碰撞、大融合的舞台。战争与和平交替往复，冲突时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攻防的前沿；而在更悠长的祥和岁月里，则是南北物产交换、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和重镇。因此，长城内外、胡焕庸线两侧除了荒原，更有众多受惠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城镇崛起，大同就是其中一个。

▲大同云冈石窟壁画局部。

▲大同云冈石窟音乐窟。

此外，在我国佛教传播发展史上，云冈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后得到大发展，特别是各种宗教交流互鉴、和谐共处的标志。当时，那位义无反顾的决策者文成帝拓跋濬，邀请佛教高僧昙曜出任总设计师和艺术总监。昙曜以及北魏时期的佛教大师法果、师贤，都来自北凉。有了佛教在北凉的推广和沉淀，才有后来佛教在中原大地的普度众生。

至于北魏孝文帝主导的汉化改革，从平城迁都到洛阳，其实质是游牧民族拥抱中原文化，主要包括太和改制及其之后的彻底汉化。拓跋鲜卑人这样做，我认为主要是对中原文化的崇拜和向往。北魏的历史证明，只有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才会诞生太和改制这样举世瞩目的成果。做到这些，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作为“五胡”中最晚进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拓跋鲜卑海纳百川，虚心接受汉族的先进文明。从游猎转为游牧，由游牧发展到农耕，再到建都平城，他们早已不再是过去聚居在嘎仙洞的拓跋氏族了。就像开国之君道武帝拓跋珪一直讲的那个故事，他说：虽然我们曾经生活在草原和森林，但我们是黄帝子孙，有朝一日要回到黄河岸边，回到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那里有我们的根。或许，这只是讲故事，但拓跋鲜卑一直膜拜、向往中原文化却是真真切切的。这也许就是孝文帝最终决定迁都洛阳、彻底汉化的原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