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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哪些重要的政治功能？

王浩宇：从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来看，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它们既为政治和军事服务，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积极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

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实现对广袤国土空间的规训。例如，铁路就具有经济、军事和疆域巩固的潜在意义。

记者：边疆民族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

王浩宇：可以说，意义非常丰富。现代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技术实践和经济社会活动。中国推动铁路、桥梁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所表征的意义与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现代国家的成长和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连。

现代国家许多特殊的历史记忆来自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动员。以中国于1964年重新启动的成昆铁路为例，成昆铁路的投资总额约占1964年中国GDP总量的2.1%，这一占比在世界工程史上都极为罕见。

记者：现代国家通过工程活动所展开的形式丰富的组织动员，您是否可以举一个中国的典型案例进行说明呢？

王浩宇：1953年，中国川藏公路西线的修建不仅是重要的国家任务，更是一项特殊的群众工作。解放军、筑路民工和藏族群众借助于川藏公路工程展开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西藏同胞与在西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和驻藏解放军建立了深厚情感。其后几代驻藏部队官兵和地方各族干部，在极其恶劣、特殊、艰苦的环境下，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岁月长河中，他们共同描画出“老西藏”的光辉形象，为西藏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老西藏精神”，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精神凝聚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记者：为什么基础设施的形态变化会对国土空间规训和国民意识形塑产生冲击？

王浩宇：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表征和“尺度”，传统基础设施具有物质稳定性、视觉可见性以及自然空间独占性等特点，这使得世界各国边界在大多数时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新型基础设施的迅速增长致使国家权力运作不再局限于对自然空间有形实体的支配，更取决于对实体背后信息系统的控制力。

记者：您提到基础设施运作的复杂性给人类社会秩序带来了诸多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也使国家的治理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那么对于边疆民族地区而言，未来可能面临哪些挑战？

王浩宇：基础设施工程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有序、可靠的治理手段。但是，一些围绕基础设施的突发事件以及干预失败的案例表明：现实中的政治社会秩序拒绝完全接受基础设施“现代主义”的解决方案。对于边疆民族地区而言，基础设施的迅速增长也会造成治理负荷的提升。

受访者简介：

王浩宇，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交通公共政策、民族社会学研究。